chinanews 1925年2月初,青岛党组织发动了以争取权益、提高待遇为目的的四方机厂(今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工人大罢工,史称“二月大罢工”。这是青岛党组织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揭开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序幕。罢工取得胜利不久,胶济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同年5月,四方机厂工人傅书堂、伦克忠作为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奔赴南粤大地,同来自全国166个工会组织、代表54万余名会员的279名工会代表,共同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上,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会议期间,傅书堂和伦克忠向新当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详细汇报了四方机厂工人斗争情况。大会一结束,刘少奇就随同二人乘火车赶往青岛。在一个电闪雷鸣、雷雨交加的傍晚,刘少奇来到四方。
“咚、咚、咚”,傅书堂轻轻敲响了四方机厂西公司王象午宿舍的屋门。此时屋内,中共青岛地委书记李慰农正召集工运骨干商量纱厂下一步的罢工行动。门闩拉开,大家见他们跨进门槛,后面还有一位拿着雨伞、学生打扮的年轻人,顿时高兴地说:“傅大杠子(这是工友们对傅书堂的昵称)回来了!”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位年轻人。
傅书堂和伦克忠急忙将这位年轻人让进屋来,“这次我们到广州开会,组织非常重视青岛的工人运动,专门派新当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工人运动”。此时,刘少奇二十七岁,清瘦英俊,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一身蓝布长衫学生装,顾不得旅途的劳顿,就坐下来与大家交谈起来。
李慰农同刘少奇简单交流过当年分别留法、留苏的情况后,便谈起当前的情况,“在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鼓舞下,现在纱厂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这里日本纱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仅两三角钱,还要扣除房金,余者连最低饭费吃窝窝头都不够;工人有疾病得不到医治,生育没有产假,因工致残得不到抚恤。幼童和裹足女工就更惨了,常遭凌辱……”刘少奇边听边皱起了眉头,同情地说:“这里的工人生活格外苦啊!”
李慰农又继续说,“现在,纱厂的工人们已发动起来了”。刘少奇右手紧紧地握着,高兴地说:“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己谋利益,这是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工会是公认的台柱子,有了台柱子,腰杆就挺起来了”。
接着,刘少奇简要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重点谈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傅书堂则介绍了党员们学习教育的情况。此时,刘少奇从身旁取出一份《向导》,笑着说:“党员有什么思想疙瘩,党支部要帮助解决。对了,《向导》每期能来多少份?还能看到其它刊物吗?”大伙答道:“还能看到《中国工人》《新青年》《唯物史观》”。
“好啊!”刘少奇说:“这样就有了理论指导。”接着,他又询问起党支部干事会和党员的情况。李慰农扼要地作了汇报。工会骨干丁子明补充道:“慰农同志来后,就以咱厂的党员为主成立了四方支部干事会,下面还设有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党员大会”。
“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党组织必须要有战斗力,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遵守纪律的教育,不然就会成为散沙,没有战斗力。”刘少奇补充道,“党支部不仅要注意纱厂这样的大厂,还要把周围小厂的工友也组织起来,以四方机厂为大本营,扩大青岛的工人运动。在工作中,目前一个阶段,仍要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但必须要掌握好党的领导权”。
“说得好,他们再敢欺负咱工人,咱们就狠狠地教训他们”,工会委员纪子瑞发起话来。
刘少奇看出工友有轻敌的情绪,提醒大家:“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可能正在筹谋新的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准确认清时局,特别是如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新老军阀都得找靠山,我们绝不能因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就掉以轻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近凌晨,此时风停了,雨也不下了,天空中露出了闪闪发光的北斗星。到了临别的时刻,刘少奇与工友们握手告别,并对大家再三叮嘱:“你们工会刚成立不久,还很年轻,今后若有问题,要靠党组织来解决;有困难,可写信给我。”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纸笔,留下了他在北京大学的地址,交给了李慰农。
果不其然,在刘少奇离开仅仅半个月之后,青岛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二九”惨案。山东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8人,重伤17人,逮捕75人,数百人被通缉。惨案发生后,罢工运动陷入低潮。此时的四方机厂西公司宿舍内,李慰农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痛,奋笔疾书,将整个事件经过写信向刘少奇汇报。李慰农知道,运动需要支持,遇难工人家属需要抚恤,士气需要鼓舞。6月,刘少奇复信,并汇来全总捐款200元、北京学生会捐款2000元。
收到回信后,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李慰农随即组织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动各界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团结进步民众,揭露敌人罪行,唤醒广大同胞。那个时期,罗荣桓、张沈川、彭明晶、李萼等一大批新青年很快成为斗争的骨干。星星点点的革命烈火此时正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熊熊燃烧……